“严打”运动式的催贷是典型的以权代法
在很多地方，农村信用合作社改制为商业银行，都被标注为“我们自己的银行”，自然与地方政府存在诸多的利益关联，其间就包括不良贷款的比例要求。在改制的关键节点上，县上挂帅动用一切行政资源催收不良贷款，其间的原因自然不难理解。同时从维护银行资金安全的角度来说，催收不良贷款也具有其正当性。然而催收的目的正当，并不代表就可以不择手段，如果采取行政强制，下达任务层层包干，停职免职，停发养老金、低保，甚至被拘留，则属于显性的以权代法。
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既有制度的因素，也有市场的因素，既可能包括放贷方的把关不严，甚至包括利益交换下的违规放贷；也包括借款方的资金链断裂无力还款。当然很大一部分属于有钱不还的“老赖”，对于这部分人就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，催使其履行还款责任，从而减少银行不良贷款的压力。不过一个基本常识是，借贷行为是一种市场行为，受契约精神和法律规范的调整，因而满足“借债还钱，天经地义”的诉求，也必须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身的权利，打赢了官司后还应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而不是动用一切行政手段，开展大规模的运动战治理，虽然在短期内可以立竿见影，却会产生极大的破坏性和杀伤力。
其危害在于，一方面破坏了法律的信仰和基础，使得一切解决问题的手段，都会寄附和依托于行政手段，从而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，对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带来破坏；另一方面则会形成路径依赖和行为惯性，无以从根本实现明确的责任担当。既然行政力可以包打一切，那么就会谁占有优势，谁可以调动这种力量，谁就会将其作为优先选项，而不是先履行好自身的责任和反思自己的义务。简单来说，有了行政力作为庇护，银行不但可以继续保持强势，也可以借此掩盖自身存在的不足甚至违规行为，自然也不会基于不良贷款的后果而优化服务，提升管理水平。
本是借贷双方的事，由于行政力站错位、“拉偏架”，充当某一方的“家丁”和“打手”，就使得运动式的清债行为变了味和跑了调。更何况，欠债被免职、停职，被扣发养老金、低保金甚至被拘留，则是权力滥用下的权利伤害，并因此破坏市场和社会秩序。从某种意义讲，基于催讨不良贷款的政府行为，已然欠下了一笔依法治理的不良贷款，只是这笔欠款又靠什么去催收？
县长挂帅催贷已带来了极坏的示范效应，应当被及时叫停和纠偏，让催收不良贷款的行为，回归到其正常的路径上来。值得一个解读的现象是，对于“县长挂帅的清收行为”，很多人还给予认可与赞同，说明对行政力过度依赖的状况还相当严重。
依法治国首先要求政府依法行政，只有当行权力越俎代庖式的违法行为得到了消除，依法治国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和保障。(唐伟)
